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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瓷主题世界遗产。恰逢美事，有关“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讨论此起彼伏。
殊不知，在今天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或“传统文化复兴”，极易陷入一种两难的语境：要么将其视为博物馆式的、亟待财政供养的文化濒危标本；要么将其封装为消费主义浪潮下，用于文旅打卡的快餐化视觉符号。
当中国民族农耕文明留下的精神脐带在高度城市化的现代社会中被迅速拉扯、断裂，我们究竟该如何找到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的内生连接？
中原非遗文化抢救、保护、研究者高天星，其学术履历与田野实践，恰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跨度中，为这一现实命题提供了一个极具史料价值与启发性的学术支点。
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的守望者，高天星教授不仅是关于民间文学和非遗申遗的个人实践，更是一条探讨如何从“民俗”中提取文化自组织力、重建现代人精神故乡的探索之路。
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最核心的学术门槛在于对一手资料的“原真性”占有。在现代信息技术尚未普及的20世纪50至70年代，高天星的学术积累完全依赖于最原始的身体丈量。
1955年入读兰州大学中文系后，高天星即展现出对民间口头叙事资料的极高敏锐度。1961年，他作为主要编选者之一，整理出版了百余万字的《中国谚语资料》（三卷本）。谚语作为民间社会的日常话语组织形式，是底层逻辑最直接的切片。在当时全国尚缺乏系统口头文学档案的背景下，这套资料的整理，不仅是一次宏大的学术打底，更为后世研究农耕社会群体心理、道德演变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文献坐标。
高天星学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1969年对甘、宁、青地区民间叙事长诗《尕豆妹与马五哥》的抢救性调查与整理。西北民歌“花儿”长期处于边缘、口头的非固化状态，极易随传承人的消亡而散佚。高天星通过长期的田野作业，记录下了长达332旬、664行的版本（后被称为“高天星本”）。这一本子因其结构的完整性与细节的丰富性，不仅被收入《中国民间长诗选》，更成为高校教材中的范本。
从现代学术审视，这一成果的史料价值在于：它证实了口头文学并非低质的乱码，而是一种具有高度自我修复与迭代能力的“活态谱系”。这为当今非遗保护提供了第一层启示——非遗的生命力在于其流动性，而非静态的僵化。
20世纪70年代后，高天星调入郑州大学任教。他的学术半径开始表现出罕见的跨界特征，涉猎写作学、大学语文、甚至在80年代中后期跨界主编了《现代公共关系学》。这种在纯文学学者看来有些“繁杂”的履历，实际上恰恰构成了他独特的学术厚度：他试图打破闭门造车的书斋壁垒，将民俗文化置于现代社会治理与公共关系的宏大视界中去考量。
1992年高天星创办郑州大学民俗文化研究所，他开始系统性地构筑其“民俗美学”体系。在发表的《民俗学现代流派研究》和《民俗审美心理意识与文化精神》等论文中，高天星试图阐明：民俗不是愚昧的代名词，而是一套中国人在长期群体生活中达成的、关于生活秩序与审美意识的自发契约。
这一支点在今天看来尤为重要。当下的乡村振兴与社区治理，往往面临着外部行政力量介入与内部自组织力缺失的错位。高天星的研究提示我们，传统民俗，如节日文化、宗族互助、行业规矩，在历史上曾扮演着社会自平衡的关键角色。
理解民俗，就是理解中国社会基层的运作代码，这对于今天的基层社会治理、乡村秩序重建具有极高的工具价值。
1997年退休后，高天星并未走向学术的黄昏，反而迎来了其影响力最广的“非遗时代”。作为河南省申遗首席专家，他深度参与并主导了中原地区数百个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的论证与申遗工作。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他对“济源邵原神话群”的学术论证。2000年以后，高天星无数次深入济源邵原的深山进行田野调查。他主编的《济源邵原创世神话群》，将考古实物、文献记载与活态的民间口碑、地名谱系进行交叉互证。这种“四证法”的学理建构，最终支撑了邵原作为“中国女娲神话之乡”的国家级地位。
同样的学术运筹也体现在他对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推动上。他将一个地方性的民间习俗“三月三，拜轩辕”，通过文化寻根的学理阐释，转化为增强全球华人文化凝聚力的国家级文化品牌。
2018年参加黄帝故里百姓拜祖文化周研讨会
在这密集的申遗年表背后，高天星最可贵的不是他的荣誉，如两度获文化部表彰、获河南省民间文艺终身成就奖，而是他在文化转换期表现出的清醒与远见。
关于传统技艺的振兴，他针对钧瓷、汝瓷、太极拳等项目，他提出了“老酒装新瓶，脱胎不换骨”的九维创新原则和“七精标准”。他反对为了迎合市场而进行的彻底西化或快餐化改造，强调核心工艺与文化内核的“守正”。
关于文化经济的本质，他面对“拜祖经济”引发的功利性跟风，高天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搭台之后，应当“让民间力量唱戏”，积极引入民间资本，让传统文化项目具备内生性的社会经济循环能力。
这些观点，直接切中了当下非遗保护中“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内涵”的行业通病。
这位被称为“耄耋文痴”的老学人，其学术路径是给年青文化学人的当代烛照。学术的喧嚣终会退去，但他留下的三十余部著作与无数个已经融入地方文化生态的非遗项目，却在中原大地上保持着长久的呼吸。
高天星教授学术年表的真正内涵与意义，不在于他为历史多抢救了几首民歌、几条谚语，而在于他用一生的躬行，示范了一种“面向田野、立足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样态。
当今社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呼唤，本质上是在现代性的焦虑中寻找一种精神的稳定器。高天星的成果和履历告诉我们： 传统文化不是躺在过去的僵死木乃伊，它是活着的、流淌在普通人衣食住行里的底层逻辑。非遗的保护，绝不是为了迎合某种虚幻的怀旧情绪，而是为了给加速向前奔跑的现代社会，留下一张可以随时回望、能够提供情绪锚定与文化认同的“源代码”。
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瓷主题世界遗产。恰逢美事，有关“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讨论此起彼伏。
殊不知，在今天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或“传统文化复兴”，极易陷入一种两难的语境：要么将其视为博物馆式的、亟待财政供养的文化濒危标本；要么将其封装为消费主义浪潮下，用于文旅打卡的快餐化视觉符号。
当中国民族农耕文明留下的精神脐带在高度城市化的现代社会中被迅速拉扯、断裂，我们究竟该如何找到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的内生连接？
中原非遗文化抢救、保护、研究者高天星，其学术履历与田野实践，恰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跨度中，为这一现实命题提供了一个极具史料价值与启发性的学术支点。
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的守望者，高天星教授不仅是关于民间文学和非遗申遗的个人实践，更是一条探讨如何从“民俗”中提取文化自组织力、重建现代人精神故乡的探索之路。
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最核心的学术门槛在于对一手资料的“原真性”占有。在现代信息技术尚未普及的20世纪50至70年代，高天星的学术积累完全依赖于最原始的身体丈量。
1955年入读兰州大学中文系后，高天星即展现出对民间口头叙事资料的极高敏锐度。1961年，他作为主要编选者之一，整理出版了百余万字的《中国谚语资料》（三卷本）。谚语作为民间社会的日常话语组织形式，是底层逻辑最直接的切片。在当时全国尚缺乏系统口头文学档案的背景下，这套资料的整理，不仅是一次宏大的学术打底，更为后世研究农耕社会群体心理、道德演变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文献坐标。
高天星学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1969年对甘、宁、青地区民间叙事长诗《尕豆妹与马五哥》的抢救性调查与整理。西北民歌“花儿”长期处于边缘、口头的非固化状态，极易随传承人的消亡而散佚。高天星通过长期的田野作业，记录下了长达332旬、664行的版本（后被称为“高天星本”）。这一本子因其结构的完整性与细节的丰富性，不仅被收入《中国民间长诗选》，更成为高校教材中的范本。
从现代学术审视，这一成果的史料价值在于：它证实了口头文学并非低质的乱码，而是一种具有高度自我修复与迭代能力的“活态谱系”。这为当今非遗保护提供了第一层启示——非遗的生命力在于其流动性，而非静态的僵化。
20世纪70年代后，高天星调入郑州大学任教。他的学术半径开始表现出罕见的跨界特征，涉猎写作学、大学语文、甚至在80年代中后期跨界主编了《现代公共关系学》。这种在纯文学学者看来有些“繁杂”的履历，实际上恰恰构成了他独特的学术厚度：他试图打破闭门造车的书斋壁垒，将民俗文化置于现代社会治理与公共关系的宏大视界中去考量。
1992年高天星创办郑州大学民俗文化研究所，他开始系统性地构筑其“民俗美学”体系。在发表的《民俗学现代流派研究》和《民俗审美心理意识与文化精神》等论文中，高天星试图阐明：民俗不是愚昧的代名词，而是一套中国人在长期群体生活中达成的、关于生活秩序与审美意识的自发契约。
这一支点在今天看来尤为重要。当下的乡村振兴与社区治理，往往面临着外部行政力量介入与内部自组织力缺失的错位。高天星的研究提示我们，传统民俗，如节日文化、宗族互助、行业规矩，在历史上曾扮演着社会自平衡的关键角色。
理解民俗，就是理解中国社会基层的运作代码，这对于今天的基层社会治理、乡村秩序重建具有极高的工具价值。
1997年退休后，高天星并未走向学术的黄昏，反而迎来了其影响力最广的“非遗时代”。作为河南省申遗首席专家，他深度参与并主导了中原地区数百个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的论证与申遗工作。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他对“济源邵原神话群”的学术论证。2000年以后，高天星无数次深入济源邵原的深山进行田野调查。他主编的《济源邵原创世神话群》，将考古实物、文献记载与活态的民间口碑、地名谱系进行交叉互证。这种“四证法”的学理建构，最终支撑了邵原作为“中国女娲神话之乡”的国家级地位。
同样的学术运筹也体现在他对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推动上。他将一个地方性的民间习俗“三月三，拜轩辕”，通过文化寻根的学理阐释，转化为增强全球华人文化凝聚力的国家级文化品牌。
2018年参加黄帝故里百姓拜祖文化周研讨会
在这密集的申遗年表背后，高天星最可贵的不是他的荣誉，如两度获文化部表彰、获河南省民间文艺终身成就奖，而是他在文化转换期表现出的清醒与远见。
关于传统技艺的振兴，他针对钧瓷、汝瓷、太极拳等项目，他提出了“老酒装新瓶，脱胎不换骨”的九维创新原则和“七精标准”。他反对为了迎合市场而进行的彻底西化或快餐化改造，强调核心工艺与文化内核的“守正”。
关于文化经济的本质，他面对“拜祖经济”引发的功利性跟风，高天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搭台之后，应当“让民间力量唱戏”，积极引入民间资本，让传统文化项目具备内生性的社会经济循环能力。
这些观点，直接切中了当下非遗保护中“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内涵”的行业通病。
这位被称为“耄耋文痴”的老学人，其学术路径是给年青文化学人的当代烛照。学术的喧嚣终会退去，但他留下的三十余部著作与无数个已经融入地方文化生态的非遗项目，却在中原大地上保持着长久的呼吸。
高天星教授学术年表的真正内涵与意义，不在于他为历史多抢救了几首民歌、几条谚语，而在于他用一生的躬行，示范了一种“面向田野、立足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样态。
当今社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呼唤，本质上是在现代性的焦虑中寻找一种精神的稳定器。高天星的成果和履历告诉我们： 传统文化不是躺在过去的僵死木乃伊，它是活着的、流淌在普通人衣食住行里的底层逻辑。非遗的保护，绝不是为了迎合某种虚幻的怀旧情绪，而是为了给加速向前奔跑的现代社会，留下一张可以随时回望、能够提供情绪锚定与文化认同的“源代码”。
这就是高天星的学术支点，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快速迭代的时代里，依然需要认真阅读他的原因。
这就是高天星的学术支点，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快速迭代的时代里，依然需要认真阅读他的原因。
